吴泽阳:不应只是89个补选

2015年10月02日 星期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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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政坛老将詹时中在1991年大选时主张,各反对党采用“补选效应”策略。这个策略的主轴是反对党不角逐所有选区,让人民行动党在提名日就自动胜选。如此一来,选民可以在不担心执政党会意外失去政权的情况下“放手一搏”。本次选举,工人党故技重施,选前强调自己的28个候选人即使全部当选,也不达到国会三分之一的席次。这事后证实是战略性的失误,理由是其它反对党早已宣布要角逐所有其它的选区。随着执政党在某些选区可以不战而胜的年代步入历史,“补选效应”也一样自然失效。但是,国会选举难道就仅仅是89个同时进行的补选这么简单吗?

民主分很多种。制度不同,选举的含义也相距甚远。新加坡实行的西敏寺选举制度是代议民主。顾名思义,就是让议员代表人民议事。这与直接民主制成对比,即人民不直接决定国家大事(公投除外)。另一方面,虽然西敏寺选举制与美国的总统制同为代议民主,两者却截然不同。美国的行政权(总统)和立法权(参众两院)几乎完全分离;各自通过独立的选举产生。反观新加坡,实际的行政权是由内阁控制,而内阁部长又同时是握有立法权的国会成员。只有清楚认识这横纵两轴,我们才可以定位新加坡选举的意义。

先从后面一点来看,新加坡的选举要同时决定行政权与立法权花落谁家。沃尔特·白芝浩(Walter Bagehot)于1865年提出西敏寺制两权的高度结合,是英国宪政体制的“高效秘密”。国会的首要任务是替政府的运行拨款。每一年的《财政预算案》正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议程。执政党议员在《财政预算案》上必须支持政府的政策。其原因不光是执政党党督在发挥“高效秘密”的作用,更在于执政党的政策纲领是有大选民意支持的,要不然执政党一开始就不会赢得国会选举。新加坡独特的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无法对《财政预算案》投票,就是为了符合这一历史悠久的宪政原则。所以在大选时,选民必须细读有组阁能力的政党的政策纲领。

美国的政治体制会有僵局的出现,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两权都是民选的,无哪一权更大之说。当总统与国会领袖僵持不下时,美国的国内政治就停顿下来,有时甚至会因为政府缺钱而面临停摆的窘境。这绝对是一个制度问题,但却不是两党制的问题。很简单地说,同样是两党制的英国没有这一问题。新加坡同英国一样,党督确保本党议员的纪律。除非本党议员在《财政预算案》的投票上造反(那也会造成国会立即解散并重新举行选举;这无异于自毁仕途),要不然两党制在西敏寺制里面不会造成美式僵局。所以,新加坡选举的意义,首先是确保最有能力组阁及最受信赖的政党所提议的政策,得以在未来五年内实施。

国会不先给政府权力,哪有监督行政权的权利可言?所以人民先给予了政府委托,之后才授权国会监督。然而,国会的议程不止《财政预算案》,也包括大大小小在选举时政策纲领里没有细数的议案。在某些重大问题上,党督不会强制议员根据党的方针来投票(如2009年的《人体器官移植(修正)法令》)。正因如此,国会议员的代表性至关重要。虽然执政党国会议员在本次选举中取得69.86%的骄绩,但是在国会中的占比却是93.26%。在执政的委托力和国会的代表性这两个核心问题上,新加坡的民主依然在摸索一个恰当的平衡点。

正如QS大学排名把评比标准稍作调整,国大和南大就一跃成为国际上前15名的大学一样,民主选举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政党的相对表现。新加坡的制度更倾向于产生强而有力的政府。但是这种结果也不是一定的。使用同样体制的英国在2010年选举中,破天荒地无法产生国会议员过半数的绝对大党,被迫产生联合政府。这两届大选证明,新加坡人整体是不会在没有替代内阁的条件下选择反对党的。新加坡现在有契机、有能力,也有必要,在多数制和比例制中寻找第三种折中方案,既能首先保证最大党有独自组阁能力,又能确保各大党派国会议员的数量,与选票的比例基本一致的选举制度。

我们的国会选举必须超越89个补选。

作者是留学英国的新加坡公民


来源:联合早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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